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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塑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

发布时间:2007-12-25 浏览次数:0次 文章来源:

阿计 赵雪彦
    19世纪、20世纪之交,美国成功完成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,但经济垄断、环境污染、贫困失业、劳资冲突、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。更可怕的是,这些“社会病”也腐蚀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,不少人盲目祟拜盘剥劳工的资本大亨,将弱肉强食视为理所当然的丛林规则,整个社会弥漫着“适者生存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
    从19世纪末期起,美国一批有良知的作家、新闻记者、工会运动人士挺身而出,不断揭露社会黑幕,传播平等思想,在各个领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“进步运动”,并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。尤其到1929年至1932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,美国开始推行“罗斯福新政”,最低工资、最高工时、社会保障等社会立法接连出手,组织工会、集体谈判等劳工权利亦得到了立法确认。
    一系列社会立法的干预,不但缓解了美国的社会矛盾,而且挽救了美国的社会道德底线,启蒙了全社会通过立法谋取社会公正的集体意识。借助如此丰厚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资源,美国总统林登·约翰逊于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保障民权、向贫困宣战的“伟大社会”构想,保持了美国社会稳定、持续的发展。
    尽管与美国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,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,不仅遭遇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曾经滋生的普遍问题,而且也暴露了一些富于“中国特色“的社会矛盾,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拷问。
    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年代,这也是一个人心焦虑的年代。“老了以后谁来养?得了重病怎么办?失业了何去何从……”当这样的疑问萦绕于越来越多的国民心头,我们的社会如何让国民有安全感?我们的国家又如何让人民对明天的生活充满信心?
    这是一个财富丰收的年代,这也是一个精神失落的年代。面对农民工、下岗者等弱势群体艰难的生存,泱泱大国为何只是“慈善的侏儒”?或者,仅仅因为出生在乡村或城市,一国公民为何就分出了天壤之别的生活境遇,在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遭遇“制度化的歧视”……我们应当如何唤醒麻木的道德和良知,又该如何消除社会的耻辱和不公?
    这是一个阶层分化的年代,这也是一个风险扩张的年代。当曾经讳莫如深的劳资冲突终于摆上桌面,当贫富分化的鸿沟日益扩大,当城乡分割久久难以摆脱体制的“惯性”,当环境污染、矿难事故、伪劣药品、有毒食品频频刺痛百姓的神经……我们应当如何防止民生的恶化,又该如何避免社会的动荡?
   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普惠全体国民的“红利期”后,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利益分割、矛盾凸现的考验期。以社会公正、民生保障为主旨的“后改革时代”,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,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。 
    先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,要缓解乃至扭转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失衡现象,必须通过国家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建立社会的自我纠偏机制,其中,以社会立法为代表的法治,就是最有力、最有致的公正和平衡机制。
    “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。”——这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提出的“新政话语”,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这些年已深入人心的“和谐社会”、“以人为本”等执政新理念。尽管它们与美国的“罗斯福新政”、“伟大社会”构想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土壤,但不约而同的是,追求社会公正、关怀弱势群体的社会立法,都是支撑这些深刻社会变革的脊梁。
   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,全面崛起的社会立法不仅承担着解决民生问题、破解社会矛盾的现实任务,也必将重构进步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,赋予中国社会以高贵的品格。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的人民共和国,在告别了沉溺斗争的“政治社会”、经历了效率优先的“经济社会”后,正在启动走向“公正社会”的伟大转型。
    我们的人民应当生活在怎样的社会里?或者说,我们的社会应当具备怎样的精神气质?温家宝总理曾如此解释“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”—— “什么叫快乐?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:‘请问开花的大地,请问解冻的河流’。”这,也许就是对理想社会最耐人寻味的解读。
    摘自《民主与法制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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